2014年7月27日星期日

蒙古帝国:“元并非中国王朝”一说对错各半

文学城原文链接: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7/26/3464111.html
文章来源: 澎湃新闻 于 2014-07-26 20:36:48        

        【编者按】
        杉山正明先生为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专治蒙元史、中亚史,著有《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蒙古帝国的兴亡》《忽必烈的挑战》等历史专著十余部。他的学术观点经常出人意料,引发很多争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曾刊发姚大力教授的《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2013年1月6日,读者可在“相关新闻”处查阅)、罗新教授的《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2013年8月11日)等书评,对他的看法提出商榷。此次且看杉山正明如何回应这些质疑。
 杉山正明回复手稿。

   

        澎湃新闻:您在著作中说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似乎在暗示“中国”就等于“汉人居住的地区”。但是任何一个“中国的王朝”都不是单一民族的,而是一种包含了少数民族居住地的混合政体。是否辽金元史本身在给我们暗示出对“中国”的另一种理解?

        杉山正明:
首先,中国的领土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变化,从整体来看不断扩大,最终才保有了现在的广大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历代王朝并非每个都是由相同的人种群体所构成,而是由复杂多样的人群与地域集合而成。总之,说中国是由各类人群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复合体,恐怕再恰当不过。实际上,这一特性并不仅限于中国,它还是贯穿了整个人类史的共通点。当今中国存在五十多个民族这一事实,或许可认为就是其证据吧。

        从结果看,蒙古帝国虽出现在中华本土的北方,但却有着军事共同体的传统;那些以游牧民为主体的军事共同体此前已经建立了若干王朝。这些军事共同体多次侵略所谓的中华大地,在成功征服并实施统治后,出现了一支人类史上罕见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超大领域的支配。这支军事力量吞并了拥有巨大人力资源的中华领土后,一方面将其作为统治的中核重心地区,另一方面活用中华本土的经济、产业与技术等力量,结果它不仅囊括了东亚,甚至将更为广阔的区域纳入其陆上版图,规模为人类史上之最。若详述其占有的领域,中亚的草原地带自不必说,还包括偏北方的俄国、广义上的伊朗及其周边、现在中东的东半,甚至延伸到现在欧洲的西部,可以说占有了亚欧大陆的大半部分。

        其实,更早于吞并大陆前,蒙古已开始尝试海上扩张了。众所周知,它曾两度侵略日本(两次都遭遇失败,还策划了第三次侵略)。它除了向越南、占城国和吴哥王朝一带,以及现在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方面数次派兵征伐之外,还与攻入伊朗方面的旭烈兀国(忽必烈弟弟的所建)联合,在从东亚海域到现伊朗方面广大的印度洋海域上,采取了直接控制东西海上航线的种种尝试。作为这一野心的结果,蒙古军还对现在属于印度尼西亚的满者伯夷政权发动了相当正式的海上攻击。顺提一句,伊本-白图泰等的记录,可以为这一史实提供有力的参考。提到“海道”,人们通常认为是西方人所开拓;但实际上,杭州、泉州、广州等忽必烈直辖的大元朝治下的港口城市,以及旭烈兀国所控制的波斯海岸一带的海湾城市,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东西区域,其存在是人类史上划时代的标志。

        总而言之,在大陆与大洋的西方,蒙古帝国展开了欧亚非一体化的扩张道路。再考虑到以达·伽马为首的欧洲人在印度洋的海上探险,以及蒙古之后的明清时代日益显著的海上航行,可以说一种前所未有的扩张主要是从亚洲方面展开的。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注目。

        若综合考虑上面的说法,那么“元并非中国王朝”这一观念或许可说是对错各半。但作为接收中华领土的结果,蒙古政权进一步充实、扩大了中华本土,这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也正因为这一点,蒙古以后的明清两代政权,才得以保持了辽阔的版图。而另一方面,蒙古帝国作为一个联合体,领土确实远远超过了中华国界,横跨了由四个属国构成的超大区域。或许可以说,在十三、十四世纪有关蒙古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侧面。      

        澎湃新闻:如果说“唐宋变革论”主要是基于中国中心的历史叙述的话,那么是否有可能在“唐宋变革”和“北族王朝史”之间找到一个历史叙述的平衡?

        杉山正明:
迄今为止的研究,动辄从相互对立的角度来把握唐宋变革论和北族王朝史。而实际上,如田余庆所注意到的一样,在拓跋政权和其后的中华世界中,多民族化和多元复合文化是显著同时进行的。其实,唐宋变革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演变。与这种变革的成果同步,北族王朝这一军事优先的混合体,实际也形成了组织。结果,这两种变化并行不悖,相互影响,共同向着下一个历史阶段前进。

        高度评价南方繁荣的文化区域和那里的“文明主义”,而贬低北方的粗野和武力的军事优先主义,这不仅是中国学者的通病,日本的中国史学家也有此倾向。所以,综合地把握两者,进而描画出一幅时代的立体画像,此点非常必要。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历史研究者的真正水准吧。至少我认为,圆融无碍地将以上特征纳入历史叙述,是十分可能的。也惟有那种叙述,才是历史的原貌。

        澎湃新闻:如果说我们可以在世界史的视角下来理解蒙元王朝的成功,那么应该如何在世界史的视角下来理解蒙元王朝的失败和迅速崩溃?蒙元的崩溃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集合,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必然性?

        杉山正明:
蒙古帝国的解体,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并不是一瞬间的全面灭亡。比如它在俄国全面崩坏后,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俄国作为其自身才首次拥有了独立性和一体性。俄国的学者尽量轻描淡写地对待蒙古造成的影响,这并不正确。毋宁说,俄罗斯直到近日,还背负着蒙古统治下的深暗阴影。从这点至少可以说明,蒙古对俄国的支配,并非“短期内的失败”,而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比如,伊朗、中东方面的旭烈兀国(伊利汗国俗称),从表面上看已经解体,但继承了其大部分区域的萨法维王朝,实际只不过是蒙古的后继国家而已。而作为其后身的卡扎尔朝,亦是如此。更有史实说,在以成吉思汗后裔之“驸马”闻名的帖木儿取得统治权后,从欧亚大陆中部开始,扩张至俄罗斯及中东地区。如果他能多活一两年,也许这员老将率领的骑兵就要踏进永乐帝统治的大明帝国的领土了。

        话又说回来,以蒙古帝国为中心的大元朝(中国所谓的元王朝),看似比任何一个蒙古帝国的属国灭亡得都快。比如前面提及的永乐帝,通过占据旧元朝的军国体系,做上了皇帝。如此观察,我们是否应该说,元王朝是在短期内覆灭的?不过,蒙古帝国的各个属国存活时间虽长短不一,但它们都在亚欧大陆东西各个方向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比如,众所周知,发兵自察合台汗国的巴布尔,创立了横跨阿富汗到印度的广阔帝国。作为一支蒙古政权,它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相互重合,同以泰姬陵为首的著名建筑一起,长久存于后世。

        综上所述,“元王朝的失败和迅速崩溃”,只能说是一种着眼于中华领域的观点。而在欧亚史和世界史中,蒙古帝国则具重大意义。倘若眺望现在的北京,北京也好北京城也好,其实绝大多数建筑物和城市建设,可以说都是蒙古帝国留下的遗产。总之,我们不得不说,“元王朝的失败和迅速崩溃”这种说法,多少有些片面。另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十三、十四世纪的科学水准而言,当时的运输、交通、通信系统还很不发达,难以支持横跨欧亚东西大陆这样一个巨大帝国和巨大体系。但是,当时的蒙古势力不仅涵盖了大海,还控制了欧亚东西大陆的相当大的部分,显然,这在人类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澎湃新闻:您在《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提出,忽必烈塑造了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蒙古帝国为这个世界体系提供了结构骨架和运转动力。蒙古所建立的“世界体系”和近现代的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是否有任何意义上的连续性,换句话说,是否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代世界体系的最终出现,需要以近代之前的几次世界体系的出现为前提?

        杉山正明:
二十多年前,我向世界提出了“蒙古时代”这一视角,如今看来,非但世界各国的主要研究者接受了这一提法,可以说作为世界史上的当然的时代区分概念,也几乎得到了确立。具体来看,蒙古帝国在十三、十四世纪形成了人类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亚非欧世界的大部分在海陆两个方向上联系到了一起,出现了可谓“世界的世界化”的非凡景象,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东西交流的空前盛况。

        比如说,1375年阿拉贡-加泰罗尼亚联合王国(现在西班牙东北部一带,面临地中海的发达地区)马略卡岛出现了划时代的世界地图(拉丁语称为Mappa mundi,意思是世界的纸片;英语通常称为“卡塔拉地图”,或者称为“加泰罗尼亚地图”),这如实地反映了时代的转换,可以说是那种东西交流的一个具体结晶。该地图现在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1986年,在已故的让·奥班先生的协助下,我曾经对其进行过直接的精密查看与讨论。而且承蒙先生的特别关照,我取得了该地图的彩色胶片,带回了日本。此后,以《大地的肖像》为首,在我的一系列著作、论文以及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讲演中,我都阐述了这幅地图在人类史上的值得注意的意义。
        另一方面,与西洋的这幅“加泰罗尼亚地图”不同,日本国内也有几幅世界地图。我在彻底调查存在于京都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西本愿寺所藏)的同时,分析了与其有明显关联的数种世界地图。结果,对于长崎县岛原寺、本光寺所藏的同名地图,熊本县熊本市的本妙寺收藏的同名地图,以及天理大藏的别名地图都进行了拍摄处理,进行了彻底的分析与讨论。另外,日本NHK与英国BBC电视台共同制作的国际特别节目《大蒙古时代》(The Great Mongol I~V,该节目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播放过,获得了很大的反响),我出任了监制一职。1992年,我首次将上述各种地图介绍给了世界。


日本本光寺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另外,我在出版《大蒙古国》的彩色插页版(角川书店)的同时,完成了我独自写的《改变世界史面貌的蒙古时代史素描》(角川丛书,2000年)。在这本书中,我首次尝试将源于西洋的“加泰罗尼亚地图”与源于亚洲或者说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系列的四种地图,一并进行了处理。此外,2005年以来,我推进了我在职的京都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尤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等进行了数次特别讲演,对“加泰罗尼亚地图”系统的各种地图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至少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相关学者,应该明白了“加泰罗尼亚地图”所具有的特别意义。

        回过头来看,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上述十三、十四世纪“蒙古时代”成立、展开之后,这一动向得到了延续。在十五至十七世纪的非洲-欧亚大陆之上,俄罗斯的出现与扩大、图格鲁克王朝以后的印度次大陆的整合,以及横跨陆地与海洋的奥斯曼帝国的形成,这些都是与所谓的“近世”有直接关联的重大变化。这种情形大体上意味着,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后蒙古时代”这一命名下,将其综合性地理解、概括为非洲-欧亚大陆的后续展开。另外,这一“后蒙古时代”的说法,是我和美国代表性的学者约翰·伍兹几乎同时提出来的。另外,就中华地域而言,在蒙古的撤退、帖木儿席卷与退潮的过程中,明清帝国得以形成,进入了下一个时代。

        另一方面,所谓的西欧崛起这一现象的出现,竟然意外的晚。在恩里克航海王子的支持下,葡萄牙经过非洲到达亚洲海域的时间,是1487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发现了风暴角,将其命名为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不过,葡萄牙与西班牙并没有立刻直接控制中国海域。通览以上各种历史经过,即使我们说“世界体系”,那首先也是以“蒙古时代”为开端,经过葡萄牙、西班牙等缓慢的海上扩展,在长期的变化中才得以形成。最终在1947年英军于印度撤退后,明显的、巨大的一个“时代团块”暂时谢幕。如今,世界以美国为轴心因互联网等技术引发了通信革命,也可以说出现了“全球化的时代”。总之,从蒙古帝国开始,经过三个或四个阶段,可以说如今正在形成真正的“世界体系”。

        澎湃新闻:清史学者欧立德在《乾隆帝》一书中认为,乾隆朝确立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元素,对近现代中国功不可没,似乎在暗示他是现代中国的创始者。在您看来,乾隆朝建立的这个体系具备世界体系的元素吗,为什么?

        杉山正明:
欧立德对乾隆帝进行的评价,当然有其妥当的地方。不过,从最常识的角度来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当中,无论怎样考虑,在个人手腕这一点上,康熙帝都最为突出。另外,雍正帝乍看上去让人感觉不显眼,但他确立了法治,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

        与这两位先驱相比,乾隆帝自身的真实形象,并不显得明晰。相反,说句老实话,乾隆帝只是继承了康熙、雍正二人努力治世的结果,长期享受了那种安定的太平盛世。乾隆帝这种形象很难否定。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乾隆帝是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幸运儿,是“好时代的幸运帝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乾隆时代得到了极度扩大的版图,维持了安定,但他也没有经过特别的辛苦,基本上在太平中度过一生,这可以说是时代使然。以此作为乾隆帝的功绩,其实未必。

        所以,国内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周边一带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祸患,这只能说是幸运。以此为根据,将其视为“现代中国的创始者”,那历史学究竟还要研究些什么?欧立德所说的乾隆朝的太平时代过后,中国不是立刻进入了各种风云突变的时代吗?因此,用类似“现代中国的创始者”这一概括一切的命名方式畅快地谈论历史,这至少对我来说,有很难说服我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乾隆帝的治世确实是安稳和平,统治了广大的版图。但单单将乾隆拿出来赞美,还是让人无法理解。这么做,只能让康熙和雍正在九泉之下苦笑吧。另外,认为乾隆时代的体系具有“世界体系”的元素,我正想就这种看法询问一下中国的现代史学家的意见。

        澎湃新闻:您特别强调学习和掌握多种语文对于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性,认为以汉文为中心的东方史料与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两个集群。汉文史料有汉文史料的固有的偏见,波斯文史料也有波斯文史料固有的偏见。是否两者可以大致相互补偏,还是两者都在各说各话、实际上很难捏合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我们现在都知道汉文史料有种种不足,是否可以介绍下您眼中波斯文史料的不足?

        杉山正明:
在研究蒙古、元朝史时,只能说学习多种语言是必要条件。质疑者认为,因为有分别以汉语和波斯语为主体的历史资料,研究者也因这两种语言分化为两部分。但在我看来,这些质疑者犯了根本的错误。在进行蒙古时代史研究时,汉语、波斯语不消说,阿拉伯语、突厥系语、俄语、梵语-巴利语、藏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都必不可少。

        坦率地说,如果想鼓足勇气进行蒙古时代及其前后的历史研究,那一生都得进行语言学习。同时,当然有必要从世界各地收集蒙古时代以前的各种历史、语言文献。我自己从儿时开始一直到今日的大约四十年间,每天都纠结于此。散落于非洲-欧亚大陆各地的各种语言的基本文献,到底只能自己努力去调查、收集,别无他法。挑战研究蒙古时代史,或许根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事。

        然而,作为开创真正世界史研究的一步,这种研究有必要为后世的人们所继承。幸运的是,我身边有数位正推进这一研究的优秀年轻学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迎来世界史得到彻底改换的时代吧。话又说回来,尽管如此,放眼当今的世界,致力于这种世界史研究的人几乎绝迹了。过去,德国曾是这种世界史研究的推进中心,如今已然衰落,出现了大量剽窃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行为。坦白地说,在中国学者中,这种让人不得不皱眉头的行为,也非常显眼。历史研究的道路诚然险峻,但是,诚实正直、埋头苦干的学者,总会得到应有的评价。那个时代一定会到来。

        (刘琼译。本文刊发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7月27日。)

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

华人来德州旅游可供采用的旅游方式 Available land transportation methods for Chinese travelers in Texas of USA

常有中国客人问来德州旅游可否跟团旅游?可否坐火车旅游?可否坐公交旅游?

德克萨斯州以经济实力称雄美国,但来德州专门旅游的人并不多。我们100%的客人都是因商务求学探亲访友才来德州的,而且人数也很有限。没有规模,哪有散拼团供客人加入。

美国地广人稀,汽车交通十分发达。如果自己租车旅游,费用低廉方便。但不熟悉美国开车习惯会加大危险系数。

包车旅游是我们这些地接社提供的服务,很方便省时,但费用会较高。一天费用至少在两百多美元以上。

坐公交:美国绝大部分民众采用私人轿车出行,只有极低收入者会完全依赖公交。因为使用人数很少,所以公交班次频率很低,且网络覆盖很稀。只有像纽约个别城市有中国一样的公共交通外,其他绝大部分城市布局都很分散,公共交通极其不发达。

坐火车:美国早年铁路率先得到发展,但有了汽车后,铁路相对落后。美国很多人一辈子没 坐过火车。美国只有东部纽约到华盛顿一线客运火车发达以外,其他地区的大都市铁路客运网都像公交车网络一样低频稀疏。

坐长途车:美国人一般说坐灰狗(美国最大的公路长途客运公司GREY HOUND),价格低廉,安全可靠,但两头衔接需朋友帮忙或叫出租。

坐出租车:街上不会叫到出租的,因为街上很少有行人。叫出租必须先打电话预约,费用较贵。

达拉斯商友翻译旅游公司供稿

2014年7月15日星期二

在美国丢了中国护照怎么办?

出国旅游丢了护照是很糟糕的,没了护照直接会影响丢失者登机。但如果身上还有附照片的信用卡驾照等证件,丢失者仍有可能登机。如果这些证件上只有中文,安检人员很可能不采用。此时请建议他们找会中文的雇员帮助验证。如果还有赴美邀请信行程单等等有自己名字的信件,最好一并拿出。总之所有有助文件都会增加官员对你的可信度。另外可以迅速联系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补办临时旅游证件。

下面是中国大使馆的网址: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

为了避免发生护照丢失现象,请注意以下:
1. 不要把护照放在离身的箱包内,护照要放在贴身有拉链的口袋内。
2.护照封面贴上自己的国家区号加手机号码,还有电子信箱地址。如果护照遗失,发现者好通知你。
3. 最好也带上国内有照片的几种证件,能有中英文双语的证件更好。和护照不要存放一处。
4 每天晚上检查护照是否安在。
5 切记养成绝不把证件手机眼镜手表等物品放在离身的地方,如付款台,座椅,卫生间等

如果你丢了护照,切记:你还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强,然后镇定下来,不要责备自己,慢慢再想办法。

祝你旅途顺利

美国达拉斯商友翻译旅游公司供稿

2014年7月8日星期二

郑和为什么下西洋? Why did Chinese Zheng He went to the Indian Ocean?


以下文章摘自作家刘仰先生的博客
说起明朝的海洋政策,人们常有太多的偏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禁海令,“片板不许入海”,已经成为闭关锁国的符号,乃至于四、五百年以后中国的不幸遭遇,大都因为找到了这个根源,而让有些人平息了一点痛苦的焦虑,或找到了发泄愤怒的对象。为当今的中国人提供这种标签的,来自于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片面解读。失去自信的中国人,丧失了话语权,默默无语地接受了它。在这种对历史标签化、符号化的错误理解中,历史的真相要么被歪曲,要么隐而不见。它影响了我们对自己历史的理解,也影响了对现实的认识。

    明朝的海洋政策,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承上启下,又体现了全球历史巨变时期,中国海洋政策的走向。仅仅以外部的角度看待明朝的海洋政策是不够,仅仅从内部的视角对它进行考察,也是片面的。明朝200多年的历史,其海洋政策可以清晰地分成两个阶段,划分界限大致可以放在西元1500年左右。这两个阶段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人们常把明朝时期中国海岸线上发生的事情当成特例。确实,明朝的中国海洋,有些对于西方来说,真的是“特例”,因为西方对这些现象的历史演变缺乏了解;有些对中国人也是特例,因为某些根本性的重大改变的确是第一次发生。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了禁海令,我们如今对朱元璋禁海的解读大多是误读:将其等同于中国的封闭,一贯的闭关锁国。这样的误读,轻则可以认为是以偏概全,重则可以认为是盲人摸象,只见叶子,不见森林。朱元璋的禁海令更多只是军事政策,并不完全是政治或经济政策。元朝末年,义军四起,朱元璋最终独占鳌头,登上大位。但是,在朱元璋开国之时,当初参加造反的各种势力并没有全部归顺臣服,张士诚、方国珍两支武装力量逃往海岛或邻近的海国,成为对朱元璋登基后的一个威胁。然而,对于明朝政府来说,当时最主要的威胁来自逃往蒙古的元朝残余势力。明朝将重点军事力量放在北部边疆,防卫和追剿并重。而东南海疆的反抗势力威胁在其次,轻重缓急的选择,使得当时对于东南海岸线上的敌对势力,只采取防守政策,这便是朱元璋禁海的根本原因。

    因此,朱元璋“片板不许入海”的禁海令只是防止与不愿归顺的“逆贼”相通相济,是一种临时性的军事政策。捎带影响到海洋贸易,也只是暂时性地只进不出,外国来华贸易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朱元璋在位时期,朝贡贸易已经开始,但有来无往。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北伐,并镇守北京,其粮草和物资大多依靠海运,可见海上航运也未受禁海令的影响。朱元璋之后,明朝没有马上解除禁海令,主要是因为其后代尊崇祖制的观念。但这一尊崇祖制的延续,基本上是形式主义。当人们说永乐皇帝朱棣派郑和大规模出使西洋属于违反祖制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了朱元璋的禁海令很快就形同虚设。

    明朝的海洋政策分为前后两段,前面一个阶段从明朝开国到西元1500年前后。在这一阶段中,明朝海洋政策的重要体现就是郑和下西洋。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意义,至今还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目的是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此说基本上属于无稽之谈,即便可以找到一点依据,最多只是永乐皇帝为了“违反祖制”、违背禁海令寻找的表面借口而已。我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就是贸易。而且,与永乐皇帝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一样,他在海洋贸易上,也显示出空前绝后的雄心。虽然最后的结果并不如他所愿,但这是理解郑和下西洋真正目的的关键。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说得简单点,就是朝贡贸易;说得准确点,就是明朝政府试图垄断海洋贸易。朝贡贸易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它是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的混合体。在西北内陆边疆地区,朝贡贸易的政治含义往往超过经济目的,但并不绝对。为了西北内陆边疆的安定,朝贡贸易大多属于赔钱生意,有时候还会“赔人”(和亲)。中国历史上在很长时间里,东南沿海对于中央政府基本上不具威胁,因此,东南沿海的海洋贸易与朝贡贸易,长期都是赚钱的生意,并且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南宋偏居一隅,能够与北方长期对抗,海洋贸易的收入是其主要的支撑。元朝时期,福建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港,海洋贸易的收入,是元朝的重要财源。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它不仅仅只是人们常说的炫耀武力,彰显国威,永乐皇帝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傻。他的真实目的是想把海洋贸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掌握在朝廷手中。要说明这个问题,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明朝以前的朝代在海洋贸易上的方式。明朝以前,以宋元为代表,朝贡贸易只是海洋贸易的一部分,整个海洋贸易大致属于中央政府朝贡贸易为首,其它私人海洋贸易为辅的局面。例如,元朝的海洋贸易,有官府和私商之分。官府的海洋贸易,既有朝贡贸易,也有“交聘”。简单区分一下,朝贡贸易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交聘”是较为平等的遣使通好,比较类似现代的外交关系。这两种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而且,每一次“朝贡”或“交聘”都会大大带动商贸流通。这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也一样。如今,两个国家元首会见,除了政治内容外,往往都会附带签署经贸合作协议,或者直接签订大宗经贸合同。因此,朝贡和交聘不能只简单看其直接经济效益。除此之外,元朝政府还会直接派人到海外从事贸易活动。元朝的海洋贸易除了官府外,还有私商。元朝曾经短暂地禁止过私商从事海洋贸易,但时间不长。私商包括权贵、官僚、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普通民间商人。

了解了明朝以前的海洋贸易,就可以知道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他是想以朝贡贸易取代其他一切形式的海洋贸易,耀武扬威只是想垄断所有海洋贸易的手段。当时的东南海洋没有任何政治威胁,海洋贸易的巨大利益,使得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想独占好处。永乐皇帝公开违背祖制,大规模开拓海洋,又不解除禁海令,某种程度上就是想实现对海洋贸易的垄断。如今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由政府垄断的贸易行为不能成为贸易活动的常态,但是,永乐皇帝之后100多年,欧洲出现的航海与贸易活动,大多都是君主垄断的贸易。以西班牙为例,哥伦布航海时,西班牙国王就是大股东。因此,郑和的随行人员巩珍在其《西洋番国志》一书中提到“经济大海”,就是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那么,永乐皇帝试图垄断海洋贸易的目标是否达到?郑和下西洋为何无疾而终?

前文说到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目的是为了垄断海洋贸易,需要解释一下。这个垄断的意图不是像现在跨国公司一样,要垄断所有国家的海洋贸易,而只是想将中国的对外海洋贸易垄断在自己手中。今天接前文继续。永乐皇帝想垄断海洋贸易的企图为何失败了?因为他太超前了,他的雄心远远超过了现实,在当时全球海洋贸易的有限规模下,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活动无法实现他所期望的经济回报。

 

    郑和船队的旗舰被称为“宝船”,很多历史和民间在讲述“宝船”的时候,都省略了一个字。在明朝的官方记载中,宝船的全称是“取宝船”,这个“取”字已经显示出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并非只是耀武扬威,而是“取宝”。当然,有人说“取宝”只取回来长颈鹿之类的珍奇动物,这种说法属于一叶障目。郑和航海的贸易活动中,大量的货物都是常规商品,记载比较简单。长颈鹿等珍奇物品容易被故意大书特书,少见多怪是一种常见的心态。郑和船队共27000多人,出发时装载着货物,回程时也带回大量物资。为了配合郑和的海上贸易,当时的中国人在满剌加(现在的新加坡)等地建有官方仓库。仓库的目的是,在郑和船队没有到达的时间里,从事贸易活动,购进大量的货物。郑和船队两年或数年航海一次,每次到达海外仓库所在地,直接卸货装货,避免在等待交易中浪费时间。

    要解答郑和下西洋没有持续下去的原因,应该先了解一下“取宝船”。关于“取宝船”的大小尺寸,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认为“取宝船”的排水量为1500吨。另有一个最大的估算认为,“取宝船”的排水量为17000多吨。这个数字由近年考古发现的巨大船舵的尺寸似乎可以印证。17000吨的排水量,相当于当今世界上钢铁制造的航空母舰。这样巨型的船只,在一次出海的船队中,居然有63艘,耀武扬威到这种程度,已经毫无必要了。即便按照较小的推算,每艘取宝船排水量1500吨,也令西方人无比惊讶。郑和航海结束几十年后,一些欧洲航海探险家出现在印度洋、大西洋上。达伽马的船最大只有120吨,当时葡萄牙国内最大的海船只有300吨排水量;哥伦布的船最大的一艘只有130吨。达伽玛一共率领四条船,一、二百人(有140160170几个不同数字)的船队,到达东方再返回,一次航海的利润是两年航海费用的60倍,但他使用的仅仅是一百多吨的小船,在船只数量上与郑和船队也无法相比。如果郑和船队双程都满载高附加值的货物,理论上可以计算的贸易量,我认为已经超过了当时全世界每年海洋贸易的总量。事实上它是难以实现这个理论期望的。

    欧洲第一次出现万吨巨轮是在19世纪中期,英国人建造了一艘钢铁巨轮“东方号”。但是,这条以煤为动力的万吨轮是一个商业灾难,其成本和产出在当时的英国也无法匹配,最终只能拆掉。万吨以上的海轮,如今已很常见。但是,现代万吨轮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石油成为动力来源,同时,石油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对象。而在郑和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产出的贸易物资,可以装满他无比庞大的船队。换句话说,郑和船队过分超前的贸易期望,导致投入和产出严重不符。而且,如此巨型的船队在航海频率上也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经常性地出海进行贸易,由于没有这么大的贸易量而不可能,不像如今的万吨轮,几乎没有停航的时间,始终处于营运状态;几年出海一次,又失去了贸易随市场变化的灵活性,更增加了贸易风险。最终,郑和航海入不敷出,永乐皇帝试图垄断海洋贸易的雄心只能成为一个梦想。

    永乐皇帝朱棣与郑和共同推行的海洋贸易政策,还有一个动机是维护稳定的海洋贸易环境。有人指出,郑和船队没有像后来的欧洲人一样在海外拓展殖民地,是它失败的原因。事实上,拓展殖民地这种不道德方式,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行为中出现过。但是,这并不排除中国人自发地向海外移民。因此,即使在郑和船队所向无敌的时候,民间向海外的移民和自发的海洋贸易也依然存在。当时的明朝政府虽然没有废除禁海令,但是,基本上容忍了这些民间自发的海洋贸易。至于这些民间贸易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郑和船队的贸易收入,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总之,在明朝的前一阶段,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企图将朝贡贸易推动到最高峰,以垄断中国对外海洋贸易。他因为心太大,理想远远超过了现实而没能如愿。这可以认为是世界进入现代史以前中国海洋贸易的一个尾声,这是一个令人无限感慨地结束。

    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将人类历史简单分为两个阶段,以西元1500年为界线。在此之前,世界各地大都处于相对隔绝封闭的状态。西元1500年后直到今天,世界各地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这个历史分类,在中国的明朝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明朝的海洋政策大致在西元1500年前后被一分为二。前半段是一个传统的壮丽尾声,但已经由中国人表现出试图连接世界的雄心,因为过于超前和具体条件的不成熟,这个梦想没有实现。以西元1500年划分人类历史,不应该太拘泥数字的精确。这一划分的标志是葡萄牙人达伽玛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东方,哥伦布为了寻找东方而到达美洲。虽然这两个事件都在西元1500年前不久,但是,此后的世界确实因此而彻底改变。

    明朝正德皇帝1506年继位。正德年间,明朝的皇帝和少部分中国人,第一次听说或见到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看似不经意地进入中国历史,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非只是多了一个新出现的番人。没有人意识到这会对未来的中国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这个当时被人忽略的事件,改变了明朝后半期的海洋政策,甚至影响到清朝。

    明朝前期的禁海令主要是军事政策,后来便流于形式。郑和时代,东南沿海地区相对比较安定,史书记载的倭寇或者说海盗,在那个时期的活动迹象不算很频繁。而且,这一时期的倭寇被称为“真倭”,意思是说,是真正的日本人。恰恰是从正德年间开始,伴随着葡萄牙人的出现,海盗活动越来越多。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明朝的禁海政策催生了海盗,因为禁海令使得很多沿海居民失去了生计。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明朝前半段,禁海令形同虚设,自永乐之后,广州一直成为海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广州市舶司也一直没有关闭。除此之外,广州以外的民间私人海洋贸易也很频繁。总体来说,当时的明朝政府虽然有朱元璋的禁海令,出于尊祖而没有解除,但事实上,明朝对于民间海洋贸易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明朝前期,也就是西元1500年之前,海盗队伍里基本上没有中国人,明朝政府打击倭寇的做法,得到日本的配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直到明朝正德年间,海盗的频繁活动才再次引起明朝政府的注意,到了嘉靖时期,海盗成为真正的祸害。而且,嘉靖时期的海盗队伍中,多了不少中国人。

    比较一下西方历史。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最早崛起的西方大国。在梵蒂冈教皇的主持下,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当时划分了全球势力范围,东半球归葡萄牙(后来又加上了美洲的巴西),西半球归西班牙。在这两个国家瓜分世界之后,海盗在全球范围开始出现。在东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倭寇,但这有点简单化;在西方,英、法、荷等国家纷纷加入海盗行列。造成这个现象是有必然原因的。在西半球,由于西班牙垄断了大西洋的贸易,其他欧洲国家为争夺利益,不得不成为海盗。比方说英国政府就鼓励抢劫西班牙船只,最终两国还爆发了战争。在划归葡萄牙的东方,情况要复杂一些。

    西半球,尤其是美洲,由于没有强大的当地国家,海盗与垄断者的对抗只出现于欧洲国家之间,关系比较简单。在东半球,亚洲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稳定的海洋贸易关系,因此,当葡萄牙人来到富饶的东半球时,以往的海洋贸易关系被彻底破坏。葡萄牙人占据了郑和曾经占据的位置,却没有像郑和一样维护海洋贸易的正常秩序。葡萄牙人的胡作非为,一方面造成了亚洲各国的紧张和对抗,另一方面,严重破坏了此前千百年间形成的海洋贸易环境,致使亚洲本地海盗开始滋生。这样一个三方关系,是明朝后期海洋政策的大背景,而这个历史背景,与郑和时代已经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