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摘自作家刘仰先生的博客
说起明朝的海洋政策，人们常有太多的偏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禁海令，“片板不许入海”，已经成为闭关锁国的符号，乃至于四、五百年以后中国的不幸遭遇，大都因为找到了这个根源，而让有些人平息了一点痛苦的焦虑，或找到了发泄愤怒的对象。为当今的中国人提供这种标签的，来自于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片面解读。失去自信的中国人，丧失了话语权，默默无语地接受了它。在这种对历史标签化、符号化的错误理解中，历史的真相要么被歪曲，要么隐而不见。它影响了我们对自己历史的理解，也影响了对现实的认识。
明朝的海洋政策，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承上启下，又体现了全球历史巨变时期，中国海洋政策的走向。仅仅以外部的角度看待明朝的海洋政策是不够，仅仅从内部的视角对它进行考察，也是片面的。明朝200多年的历史，其海洋政策可以清晰地分成两个阶段，划分界限大致可以放在西元1500年左右。这两个阶段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人们常把明朝时期中国海岸线上发生的事情当成特例。确实，明朝的中国海洋，有些对于西方来说，真的是“特例”，因为西方对这些现象的历史演变缺乏了解；有些对中国人也是特例，因为某些根本性的重大改变的确是第一次发生。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了禁海令，我们如今对朱元璋禁海的解读大多是误读：将其等同于中国的封闭，一贯的闭关锁国。这样的误读，轻则可以认为是以偏概全，重则可以认为是盲人摸象，只见叶子，不见森林。朱元璋的禁海令更多只是军事政策，并不完全是政治或经济政策。元朝末年，义军四起，朱元璋最终独占鳌头，登上大位。但是，在朱元璋开国之时，当初参加造反的各种势力并没有全部归顺臣服，张士诚、方国珍两支武装力量逃往海岛或邻近的海国，成为对朱元璋登基后的一个威胁。然而，对于明朝政府来说，当时最主要的威胁来自逃往蒙古的元朝残余势力。明朝将重点军事力量放在北部边疆，防卫和追剿并重。而东南海疆的反抗势力威胁在其次，轻重缓急的选择，使得当时对于东南海岸线上的敌对势力，只采取防守政策，这便是朱元璋禁海的根本原因。
因此，朱元璋“片板不许入海”的禁海令只是防止与不愿归顺的“逆贼”相通相济，是一种临时性的军事政策。捎带影响到海洋贸易，也只是暂时性地只进不出，外国来华贸易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朱元璋在位时期，朝贡贸易已经开始，但有来无往。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北伐，并镇守北京，其粮草和物资大多依靠海运，可见海上航运也未受禁海令的影响。朱元璋之后，明朝没有马上解除禁海令，主要是因为其后代尊崇祖制的观念。但这一尊崇祖制的延续，基本上是形式主义。当人们说永乐皇帝朱棣派郑和大规模出使西洋属于违反祖制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了朱元璋的禁海令很快就形同虚设。
明朝的海洋政策分为前后两段，前面一个阶段从明朝开国到西元1500年前后。在这一阶段中，明朝海洋政策的重要体现就是郑和下西洋。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意义，至今还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目的是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此说基本上属于无稽之谈，即便可以找到一点依据，最多只是永乐皇帝为了“违反祖制”、违背禁海令寻找的表面借口而已。我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就是贸易。而且，与永乐皇帝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一样，他在海洋贸易上，也显示出空前绝后的雄心。虽然最后的结果并不如他所愿，但这是理解郑和下西洋真正目的的关键。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说得简单点，就是朝贡贸易；说得准确点，就是明朝政府试图垄断海洋贸易。朝贡贸易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它是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的混合体。在西北内陆边疆地区，朝贡贸易的政治含义往往超过经济目的，但并不绝对。为了西北内陆边疆的安定，朝贡贸易大多属于赔钱生意，有时候还会“赔人”（和亲）。中国历史上在很长时间里，东南沿海对于中央政府基本上不具威胁，因此，东南沿海的海洋贸易与朝贡贸易，长期都是赚钱的生意，并且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南宋偏居一隅，能够与北方长期对抗，海洋贸易的收入是其主要的支撑。元朝时期，福建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港，海洋贸易的收入，是元朝的重要财源。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它不仅仅只是人们常说的炫耀武力，彰显国威，永乐皇帝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傻。他的真实目的是想把海洋贸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掌握在朝廷手中。要说明这个问题，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明朝以前的朝代在海洋贸易上的方式。明朝以前，以宋元为代表，朝贡贸易只是海洋贸易的一部分，整个海洋贸易大致属于中央政府朝贡贸易为首，其它私人海洋贸易为辅的局面。例如，元朝的海洋贸易，有官府和私商之分。官府的海洋贸易，既有朝贡贸易，也有“交聘”。简单区分一下，朝贡贸易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交聘”是较为平等的遣使通好，比较类似现代的外交关系。这两种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而且，每一次“朝贡”或“交聘”都会大大带动商贸流通。这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也一样。如今，两个国家元首会见，除了政治内容外，往往都会附带签署经贸合作协议，或者直接签订大宗经贸合同。因此，朝贡和交聘不能只简单看其直接经济效益。除此之外，元朝政府还会直接派人到海外从事贸易活动。元朝的海洋贸易除了官府外，还有私商。元朝曾经短暂地禁止过私商从事海洋贸易，但时间不长。私商包括权贵、官僚、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普通民间商人。
了解了明朝以前的海洋贸易，就可以知道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他是想以朝贡贸易取代其他一切形式的海洋贸易，耀武扬威只是想垄断所有海洋贸易的手段。当时的东南海洋没有任何政治威胁，海洋贸易的巨大利益，使得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想独占好处。永乐皇帝公开违背祖制，大规模开拓海洋，又不解除禁海令，某种程度上就是想实现对海洋贸易的垄断。如今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由政府垄断的贸易行为不能成为贸易活动的常态，但是，永乐皇帝之后100多年，欧洲出现的航海与贸易活动，大多都是君主垄断的贸易。以西班牙为例，哥伦布航海时，西班牙国王就是大股东。因此，郑和的随行人员巩珍在其《西洋番国志》一书中提到“经济大海”，就是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那么，永乐皇帝试图垄断海洋贸易的目标是否达到？郑和下西洋为何无疾而终？
前文说到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目的是为了垄断海洋贸易，需要解释一下。这个垄断的意图不是像现在跨国公司一样，要垄断所有国家的海洋贸易，而只是想将中国的对外海洋贸易垄断在自己手中。今天接前文继续。永乐皇帝想垄断海洋贸易的企图为何失败了？因为他太超前了，他的雄心远远超过了现实，在当时全球海洋贸易的有限规模下，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活动无法实现他所期望的经济回报。
郑和船队的旗舰被称为“宝船”，很多历史和民间在讲述“宝船”的时候，都省略了一个字。在明朝的官方记载中，宝船的全称是“取宝船”，这个“取”字已经显示出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并非只是耀武扬威，而是“取宝”。当然，有人说“取宝”只取回来长颈鹿之类的珍奇动物，这种说法属于一叶障目。郑和航海的贸易活动中，大量的货物都是常规商品，记载比较简单。长颈鹿等珍奇物品容易被故意大书特书，少见多怪是一种常见的心态。郑和船队共27000多人，出发时装载着货物，回程时也带回大量物资。为了配合郑和的海上贸易，当时的中国人在满剌加（现在的新加坡）等地建有官方仓库。仓库的目的是，在郑和船队没有到达的时间里，从事贸易活动，购进大量的货物。郑和船队两年或数年航海一次，每次到达海外仓库所在地，直接卸货装货，避免在等待交易中浪费时间。
要解答郑和下西洋没有持续下去的原因，应该先了解一下“取宝船”。关于“取宝船”的大小尺寸，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认为“取宝船”的排水量为1500吨。另有一个最大的估算认为，“取宝船”的排水量为17000多吨。这个数字由近年考古发现的巨大船舵的尺寸似乎可以印证。17000吨的排水量，相当于当今世界上钢铁制造的航空母舰。这样巨型的船只，在一次出海的船队中，居然有63艘，耀武扬威到这种程度，已经毫无必要了。即便按照较小的推算，每艘取宝船排水量1500吨，也令西方人无比惊讶。郑和航海结束几十年后，一些欧洲航海探险家出现在印度洋、大西洋上。达伽马的船最大只有120吨，当时葡萄牙国内最大的海船只有300吨排水量；哥伦布的船最大的一艘只有130吨。达伽玛一共率领四条船，一、二百人（有140、160、170几个不同数字）的船队，到达东方再返回，一次航海的利润是两年航海费用的60倍，但他使用的仅仅是一百多吨的小船，在船只数量上与郑和船队也无法相比。如果郑和船队双程都满载高附加值的货物，理论上可以计算的贸易量，我认为已经超过了当时全世界每年海洋贸易的总量。事实上它是难以实现这个理论期望的。
欧洲第一次出现万吨巨轮是在19世纪中期，英国人建造了一艘钢铁巨轮“东方号”。但是，这条以煤为动力的万吨轮是一个商业灾难，其成本和产出在当时的英国也无法匹配，最终只能拆掉。万吨以上的海轮，如今已很常见。但是，现代万吨轮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石油成为动力来源，同时，石油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对象。而在郑和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产出的贸易物资，可以装满他无比庞大的船队。换句话说，郑和船队过分超前的贸易期望，导致投入和产出严重不符。而且，如此巨型的船队在航海频率上也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经常性地出海进行贸易，由于没有这么大的贸易量而不可能，不像如今的万吨轮，几乎没有停航的时间，始终处于营运状态；几年出海一次，又失去了贸易随市场变化的灵活性，更增加了贸易风险。最终，郑和航海入不敷出，永乐皇帝试图垄断海洋贸易的雄心只能成为一个梦想。
永乐皇帝朱棣与郑和共同推行的海洋贸易政策，还有一个动机是维护稳定的海洋贸易环境。有人指出，郑和船队没有像后来的欧洲人一样在海外拓展殖民地，是它失败的原因。事实上，拓展殖民地这种不道德方式，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行为中出现过。但是，这并不排除中国人自发地向海外移民。因此，即使在郑和船队所向无敌的时候，民间向海外的移民和自发的海洋贸易也依然存在。当时的明朝政府虽然没有废除禁海令，但是，基本上容忍了这些民间自发的海洋贸易。至于这些民间贸易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郑和船队的贸易收入，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总之，在明朝的前一阶段，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企图将朝贡贸易推动到最高峰，以垄断中国对外海洋贸易。他因为心太大，理想远远超过了现实而没能如愿。这可以认为是世界进入现代史以前中国海洋贸易的一个尾声，这是一个令人无限感慨地结束。
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将人类历史简单分为两个阶段，以西元1500年为界线。在此之前，世界各地大都处于相对隔绝封闭的状态。西元1500年后直到今天，世界各地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这个历史分类，在中国的明朝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明朝的海洋政策大致在西元1500年前后被一分为二。前半段是一个传统的壮丽尾声，但已经由中国人表现出试图连接世界的雄心，因为过于超前和具体条件的不成熟，这个梦想没有实现。以西元1500年划分人类历史，不应该太拘泥数字的精确。这一划分的标志是葡萄牙人达伽玛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东方，哥伦布为了寻找东方而到达美洲。虽然这两个事件都在西元1500年前不久，但是，此后的世界确实因此而彻底改变。
明朝正德皇帝1506年继位。正德年间，明朝的皇帝和少部分中国人，第一次听说或见到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看似不经意地进入中国历史，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非只是多了一个新出现的番人。没有人意识到这会对未来的中国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这个当时被人忽略的事件，改变了明朝后半期的海洋政策，甚至影响到清朝。
明朝前期的禁海令主要是军事政策，后来便流于形式。郑和时代，东南沿海地区相对比较安定，史书记载的倭寇或者说海盗，在那个时期的活动迹象不算很频繁。而且，这一时期的倭寇被称为“真倭”，意思是说，是真正的日本人。恰恰是从正德年间开始，伴随着葡萄牙人的出现，海盗活动越来越多。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明朝的禁海政策催生了海盗，因为禁海令使得很多沿海居民失去了生计。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明朝前半段，禁海令形同虚设，自永乐之后，广州一直成为海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广州市舶司也一直没有关闭。除此之外，广州以外的民间私人海洋贸易也很频繁。总体来说，当时的明朝政府虽然有朱元璋的禁海令，出于尊祖而没有解除，但事实上，明朝对于民间海洋贸易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明朝前期，也就是西元1500年之前，海盗队伍里基本上没有中国人，明朝政府打击倭寇的做法，得到日本的配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直到明朝正德年间，海盗的频繁活动才再次引起明朝政府的注意，到了嘉靖时期，海盗成为真正的祸害。而且，嘉靖时期的海盗队伍中，多了不少中国人。
比较一下西方历史。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最早崛起的西方大国。在梵蒂冈教皇的主持下，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当时划分了全球势力范围，东半球归葡萄牙（后来又加上了美洲的巴西），西半球归西班牙。在这两个国家瓜分世界之后，海盗在全球范围开始出现。在东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倭寇，但这有点简单化；在西方，英、法、荷等国家纷纷加入海盗行列。造成这个现象是有必然原因的。在西半球，由于西班牙垄断了大西洋的贸易，其他欧洲国家为争夺利益，不得不成为海盗。比方说英国政府就鼓励抢劫西班牙船只，最终两国还爆发了战争。在划归葡萄牙的东方，情况要复杂一些。
西半球，尤其是美洲，由于没有强大的当地国家，海盗与垄断者的对抗只出现于欧洲国家之间，关系比较简单。在东半球，亚洲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稳定的海洋贸易关系，因此，当葡萄牙人来到富饶的东半球时，以往的海洋贸易关系被彻底破坏。葡萄牙人占据了郑和曾经占据的位置，却没有像郑和一样维护海洋贸易的正常秩序。葡萄牙人的胡作非为，一方面造成了亚洲各国的紧张和对抗，另一方面，严重破坏了此前千百年间形成的海洋贸易环境，致使亚洲本地海盗开始滋生。这样一个三方关系，是明朝后期海洋政策的大背景，而这个历史背景，与郑和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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